亚搏体育app网站首页-饭岛涉:近代中国卫生制度化进程中的城市与乡村

亚搏体育app网站首页-饭岛涉:近代中国卫生制度化进程中的城市与乡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关卫生事业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为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创造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试图在推进国家建设的意义上,实现卫生的制度化。国民政府推进卫生制度化的背后所隐含的是,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国家以及民族的盛衰直接相关这样一种认识,即“卫生救国论”。

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卫生行政的建设。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卫生行政建设,明确地以卫生的“国家化”为目标,意欲通过由国家开展的卫生的制度化来建设行政机构。不过,卫生的制度化依然局限于大城市及一部分农村地区(卫生规范区、卫生实验区等)。这应该是因为国民政府虽欲开展行政机构的建设,却未能确立支撑卫生制度化的居民统治体系。

下文节选自《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作者饭岛涉,日本青山大学文学部教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日]饭岛涉著,朴彦 / 余新忠 / 姜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版

作者 | 饭岛涉

1930年,国民政府卫生部作为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在成功地收回了检疫权的同时,关于地方卫生行政,也在有关生命统计的建设、传染病及地方病的防治、医师及药品的管理、卫生教育的完善等方面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

1930年9月18日,卫生部制定了《传染病预防条例》(24条)。不过该新条例与1916年制定的条例(参见第六章)内容大体相同。新条令中条文变更的有:旧条例中的内务部改为卫生部,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列入传染病范畴(第一条),旧条例的第二十三条被删除。旧条例的第二十三条是:“地方自治完成以前,本条例所规定的应该在自治区举行的事项,由地方绅士共同举行。其经费由地方现有的公款、公产、或公益捐助支出,如有不足,由国库支出。”该条文被删除,应可以看作进一步追求“国家化”的结果。

1937年内政部卫生署编著《卫生法规》

当时,各地展开了由政府主导的卫生运动。在厦门,1929年5月15日召开了卫生纪念大会,来自海军司令部、公安局、各工会及学校等63个团体的约1000人参加了游行。另外,1930年12月15日,济南召开了卫生大会。参加者有各机关、团体的人员和学生等,人数达数千人,当时,“每人都带着笤帚、撮子等扫除用具,有关于卫生的讲话。结束之后的午前10点开始,各团体分为三队在市内游行,另外有宣传队分乘汽车,撒布传单,在各交通要道粘贴此传单及标语,而且当天各户大扫除的结果由公安局进行检查”。在传单《济南市清洁大扫除卫生运动大会告民众书》中,提出了市政建设中清洁很重要,要对之进行了解虽然困难,但市民与政府有必要合作,团结起来进行清洁大扫除,养成卫生的习惯,建设卫生的济南市等口号。

九一八事变以后,还产生了这样的卫生运动和抗日运动交错出现的场景:1933年8月8日,福州举行了有关卫生防疫的化装游行,“主要化装的是天花患者、成为霍乱及鼠疫媒介的蝇及鼠、纸制的棺材等”,宣传的标语中还可见到“要抗日救国,要注意卫生”的字样。但是,根据守屋总领事的报告,同年8月18日福州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心的游行行列里虽然打出了“要抗日救国,要注重卫生”的标语,但并不能说明其坚决地排斥日本。

国民政府将卫生行政的确立定位为卫生的“国家化”,建立了行政机关。然而,1931年4月,卫生部再次降格为内政部卫生署,虽然署长继续由刘瑞恒留任、副署长之职由金宝善留任,而五司体制则缩小为三司(总务、医政、保健)体制。1936年12月,内政部卫生署编入行政院,刘瑞恒、金宝善继续任正副署长。中央行政院机构的变迁显然是卫生行政的相关人员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伍智梅(女,1879年生于广东省,在美国接受医学教育,是20世纪30年代卫生改革中活跃人士)在1935年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大会上,提交了《公共卫生行政设施计划》,认为“国家之隆替系乎人民之健康,健康者众则国强,羸弱者多则国弱,此必然之理也,而人民是否健康则视公共卫生施设如何为准则”,提议再度将行政院卫生署升格为卫生部。